第三節：柳宗元的散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縣)人。二十一歲登進士第，三十一歲為監察禦史裏行。貞元時期，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韓愈為得意的。順宗即位，王叔文等執政，他參加了王叔文的集團，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這時他和王叔文、劉禹錫等積極從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革新，如罷宮市、免進奉、擢用忠良、貶謫贓官等，做了不少有利於人民的大事。王叔文執政不到七個月，因為遭到宦官和舊官僚的聯合反攻而失敗。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十年後，改為柳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死於柳州，年四十七歲。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認為官吏是人民的僕役，關非人民是官吏的奴僕。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雇傭官吏來為他們服務，而有些官吏卻不僅“受其直怠其事”，甚至還盜取人民的財富。他認為人民對他們所以不敢怒而斥退，只是因勢力不敵而已(《送薛存義序》)。他在《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中已經認識到當時社會中貧與富的對立，而且試圖探求貧富不均的根源。它一方面反映了“兩稅法”實行以來只是剝削方式的改變，並沒有解決任何根本問題；同時，也反映了他基於對人民的同情而為生的土地權利的平均主義的空想。他的《封建論》，對古代社會的分封制度作了細緻的分析，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見解。他嚴厲地抨擊封建藩鎮的割據局面，以及世族大夫的“世食祿邑”和由此而為生的“不肖居上，賢者居下”的不合理現象。他認為一種社會制度是不依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勢”的支配下，就是“聖人”也無力興廢，而完全取決於“生人之意”，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於天”的謬說。他以歷史事實說明了郡縣制比封建制相對的優越性，把社會發展由“家天下”走向“公天下”看作是必然之勢，有力地批判了許多封建統治者企圖恢復分封制“與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所有這些，都表現了柳宗元先進的歷史觀。所以蘇軾認為“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秦不封建論》)。
柳宗元先進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樸素唯物論有密切聯繫的。他在為《天問》而作的著名的《天對》中，探索自然現象，認為宇宙最初“惟元氣存”，一切現象都是自然存在，“無功無作”，“非餘之為”，表現了唯物主義的宇宙觀。他的《貞符》斷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並沒有什為“賞功罰禍”的天意存乎其間；“受命不于天，於其人；休符不于祥，於其仁”。他以這種無神論歷史觀來觀察一切禮樂刑政，對於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飾的觀點和作法，都給予嚴厲的批判。在這些批判和鬥爭中，他把自己無神論歷史觀的戰鬥性，在《時令論上》、《斷刑論下》、《非國語》、《天爵論》、《天說》等論文中，作了系統的發揮。但柳宗元的思想也不可免地存在著局限性。比如他有時在解答一些難以解答的問題時，往往表現了偶然論的思想，基本上也並未完全跳出儒家的正統思想。但儘管如此，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光輝地位是不可磨滅的。
柳宗元一生的文學創作極其豐富。但貞元時期，他在長安，努力施展政治抱負，而“不以是取名譽”，重要作品不多，成就不大。元和以後，長期的貶謫生活，使他有機會接近下層人民，受到了生動的社會教育。這對他的先進的世界觀的形成和豐富、深刻的文學作品的為生，都是有著直接的作用和影響的。他的詩文，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而且在藝術上所表現的獨創性，也非常突出。
柳宗元貶官永州以後的作品，有些是採取寓言的形式，諷刺當時腐敗的社會和政治。文章短小警策，含意深遠，表現了傑出的諷刺才能。《三戒》是著名的諷刺小品。《臨江之麋》，寫麋得主人的寵愛，“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不敢吃它。三年以後，麋離開了主人外出，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它尖銳地諷刺了那些依仗權貴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黔之驢》是外強中乾的小人的寫照，嘲諷他們“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而其實是無德無能。《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自以為“飽食而無禍”的人作老鼠，指出他們“為態如故”，以“飽食無禍為可恒”，那他們一定會遭到徹底被消滅的慘禍。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諷刺了封建剝削階級醜惡的人情世態。他的《負版傳》，也以寓言筆調生動地刻劃了那些貪得無饜的人物形象。他這樣描寫負版：
得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這是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典型事件，短短一百來字，寫得既平常，又深刻。柳宗元的寓言諷刺小品是極其成功的。語言鋒利簡潔，風格嚴峻沈鬱。他善於體情察物，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徵，加以想象和誇張，創造生動的形象。在他以前，如先秦寓言，往往只是某種文章的一部分，而不是以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出現的。柳宗元創造性地繼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地創作寓言，使寓言成為一種獨立的、完整的文學作品，在寓言文學發展中是有其一定的地位的。
柳宗元的傳記散文，大都取材於封建社會中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下層人物，這是《史記》人物傳記之後的一個發展，也標誌著柳宗元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發展。他的傳記散文，和一般史傳文不同，他往往借題發揮，通過某些下層人物的描寫，反映中唐時代人民的悲參生活，揭露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在《捕蛇者說》中，柳宗元刻劃了被殘酷剝削的蔣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會剝削的殘酷。蔣氏祖孫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償租稅，仍甘冒生命危險而不願改業。它反映了農村的荒涼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猙獰面貌。它使我們認識到吃人的封建社會的罪惡，認識到唐代賦稅對人民的摧殘到了什為程度!柳宗元這種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樂府中所表現的媲美的。《種樹郭橐駝傳》借郭橐駝養樹“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諷刺了統治者政令煩苛對人民所造成的無窮干擾和奴役。《童區寄傳》寫一個十一歲的牧童殺死兩個搶劫人口的“豪賊”。作品塑造了勇敢機智的少年區寄的形象。同時也揭露了當時社會人口買賣的罪惡。柳宗元寫了統治階級的少數開明人物的傳記，也反映出真實的歷史面影。如《段太尉逸事狀》，題材近似韓愈的《張中丞傳後敘》，只寫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風格不同，直為事實，不涉抒情議論，語言簡勁有力。他具體描寫了段秀實的沈著機智、不畏強暴、愛護人民的優秀品質和英雄形象，從而揭露了安史之亂以後那些擁兵自重的新軍閥們對人民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柳宗元象其他許多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在他的深刻的藝術描寫裏，都是大膽而真實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黑暗和罪惡，滲透著他的憂心如焚和對美好生活的願望。柳宗元的傳記散文，不僅一般具有較強的思想性，而且藝術上也富有創造性。他首先是從暴露現實批判現實的角度選取人物，從而選擇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適當的剪裁和必要的具體描寫，這是他寫作傳記散文一個典型化的過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寫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複雜的豐富的歷史內容。
柳宗元散文更著名的是他的山水遊記。這類作品，往往在景物描寫之中，抒寫了他的不幸遭際和他對於現實的不滿。他描寫山水之樂，一方面藉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時也曲折地表現了他對醜惡的現實的抗議。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文筆清新秀美，富有詩情畫意。《永州八記》是他的代表作品。《鈷母潭記》，作者以生動而簡潔的語言，描繪了鈷母潭的位置和形狀，潭水來源和流動的狀態，以及懸泉的聲音，周圍的景物等等。他為述了購得這一勝景的由來，同時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對於人民嚴重的剝削，以及他在貶謫生活中不能忘懷“故土”的抑鬱心情。整個作品，把寫景和抒情融合為一。在《鈷母潭西小丘記》裏，他把一個普通的小丘，描繪得異常生動。“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沖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那些無知的奇石，一經作者這樣的勾畫，仿佛各各都具有了血肉靈魂。他生動地寫出了小丘優美的景色，同時也借“農夫漁父討而陋之”，即小丘的被棄，感歎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對小丘之美的被發現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難言之隱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說：“茲丘猶有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言表殊不自得耳”(《義門讀書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純以寫景取勝：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甚、為岩。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叔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鬥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熱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他寫水、寫樹木、寫岩石、寫遊魚，無論寫動態或靜態，都生動細緻，精美異常。而對潭水和遊魚的描寫，尤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韻色澤。柳宗元山水遊記的語言，恰如他在《愚溪詩序》所說，“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他描繪山水，能寫出山水的特徵，文筆精練而又生動。他的山水遊記繼承《水經注》的成就，而又有所發展，為遊記散文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柳宗元在永州曾仿屈原《九章》寫了《懲咎賦》，表示自己在政治上雖遭失敗，但志不可屈，決意學習屈原，準備“蹈前烈而不頗”。《閔生賦》也抒發了他滿腔的悲憤，並表示要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繼續奮鬥。他的性格、遭遇和創作活動都與屈原有相似之處，所以嚴羽認為：“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韓愈、李觀皆所不及。”(《滄浪詩話》)
在中國文學史上，柳宗元是傑出的散文家之一。他從創作實踐上發展了古文運動。在貶謫以前，到他門上求教的就“日或數十人”(《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他也“好以文寵後輩”，後輩因他的教導而知名的“亦為不少”(《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貶謫以後，“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柳子厚墓誌銘》)。柳宗元在當時文壇上的影響是很大的。